功甫贴真假迷局谁来解

2019-02-27 18:53:08 来源: 漯河信息港

功甫贴真假迷局谁来解

提要:近日,苏富比拍卖行罕见地发布了一份长达14页的报告,以回应有关专家对于《功甫帖》的质疑。虽然这份报告从各个方面阐述了苏富比对于《功甫帖》是苏轼真迹的判断,但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,《功甫帖》真假或成难解迷局。   “双钩廓填”需要真功夫   2013年9月,在纽约苏富比以822.9万美元(约5037万元人民币)成交的苏轼《功甫帖》,因为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质疑其是“双钩廓填”的伪本,而成为了市场关注的焦点。相较于我们熟悉的“金缕玉衣”、“汉代玉凳”的粗劣造假,这种“伪本”可谓是书画造假的“真功夫”,而从中国古代书画发展史来看,赝品一直是伴随着真迹左右,而其中的一些“精品”更是以假乱真,甚至令许多藏家颜面尽失。   对于不熟悉书画的人来说,“双钩廓填”似乎与一般的造假没有什么区别。但事实上,这种技术是用左右或上下两笔钩描合拢,沿字的笔迹两边用细劲的墨线钩出轮廓,并在之后进行填墨。在没有复印以及照相术的古代,这是复制书法的主要方法之一。双钩填墨的技术始于唐朝,主要是宫廷用作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,也有记载皇帝会命人制作一些珍贵藏品的副本赏赐给大臣。双钩廓填利用很细的笔描出文字的轮廓,然后将内部用墨仔细填满,这种方法非常耗时耗工,不仅技术要求很高,失败率也很高,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够进行,只在皇宫中才有。其方法主要是将原作向光放置,如贴在窗户上,然后用很薄的油纸(不透墨,防止污损原作)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下来,然后再以油纸作为中介,转到普通的纸上。历代评书者皆称这些摹本为“下真迹一等”。   存世的王羲之墨宝,基本上没有真迹,采用“双钩廓填”的基本上就可以当做是真迹来看。在2010年嘉德秋拍上,王羲之《平安帖》,以3.08亿元天价成交,这就是一件双钩摹本,有意思的是,收藏这件摹本的正是此次购买苏轼《功甫帖》的刘益谦。由此可见,如果是一件“双钩廓填”的精品,其身价也是令人咋舌的。但由于此次上博的专家认为造假者是钩摹自晚清鲍漱芳(约1763~1807)辑刻的《安素轩石刻》,并非苏轼的真迹,因而市场价值大打折扣,远远不值5000多万元人民币。   针对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质疑,在此次出炉的苏富比报告中一一进行的回应,提出了“研究员先生文章中的做伪者以黑白拓本为底本,怎么可能书写出比翁氏双钩本更自然的笔锋转折、墨色变化与牵丝效果来的?”的观点。在整篇报告中,为核心的内容是至于张葱玉先生、徐邦达先生有无亲自过目鉴定苏轼《功甫帖》墨迹本。从苏富比的报告来看,其提出“以张葱玉先生的严谨,可能仅凭并不精致的影印本,就能对苏东坡包括米元章在内的三件重要宋人书法作品,草率地做出真伪鉴定结论吗?且鉴定结论准确而具体”和“如果这时候的徐邦达先生还没有见过《功甫帖》、《章候帖》、《刘锡勅帖》原作的话,应该是不会下如此肯定、如此具体的鉴定结论的。”的观点。   名家造假骗过权威   在书画鉴定的专业术语中,将“双钩廓填”归于“摹”,而其他的造假手法还有临、仿、造、改、代、添等。在造假者中,还有不少的名家,其中首推张大千。   提起张大千,人们肯定不会陌生,其造假的故事更是在书画收藏界“闻名遐迩”。他初成名,人们吃惊的不是他的画作如何,而是他临摹石涛的作品惟妙惟肖,和真迹几乎一模一样。黄宾虹有一幅石涛的画,张大千一直想借来看,但黄宾虹都没有答应,不服气的张大千临摹了一幅石涛手卷,放在自己的老师那里,一次黄宾虹去张大千老师家,看到了这幅画,以为是石涛真迹,爱不释手,决定买下。张大千看到黄宾虹要收藏自己仿的石涛画作心里很得意,但他没有要钱,而是对黄宾虹说,就用这幅画换上次向你借的石涛吧,黄宾虹立马答应了,就这样,张大千用自己的仿石涛换来了一张真石涛的作品。令人叹服的是,黄宾虹后来出手张大千这张画时,拍卖所得远比自己买石涛真迹时还要贵。  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滩,谭敬率人所作的假画,不知让多少藏家和博物馆上当受骗。谭敬到底卖出了多少高仿的古代书画,像宋徽宗赵佶的《四禽图》、马远的《踏歌图》、赵子昂的《三竹图》、盛懋的《山水轴》、赵原的《晴川送客图》、朱德润的《秀野轩》卷等还卖到了国外。   虽然,苏富比拍卖行得出了“我们坚持苏富比拍卖公司在拍卖图录上有关苏轼《功甫帖》所引用的历代着录都是真实的,查有实据的。历代着录所记载,以及张葱玉先生、徐邦达先生鉴定前辈对苏轼《功甫帖》墨迹本的鉴定都是明确肯定的。”的观点,但是从目前业内以及络的观点来看,还是存在着不少的疑问,特别是在此次的报道中,大量出现的“无论如何”、“应该是”等词语,这也显示出主观判断的成分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。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说,从艺术创作本身来看,笔法中的一勾一捺极有可能因为书法家的身体、情绪状况,毛笔等工具的顺手程度,风晴雨雪的气候影响,所带来的笔迹的差异性可能是判若两人,如果仅就此中些微的差异来判别真假,无疑会带来误判。而像《功甫帖》中有关前辈徐邦达先生的论断,也有可能某人一句“误记”而浑水再起,因为死无对证。当下鉴定这一专业话语权平分天下,业余的干了专业的事情,鉴定则成了一种无奈的大众娱乐。没有主流话语,更失去了鉴定的尊严,这就是当下中国书画鉴定的窘境。   亦真亦假难倒专家   对于一件古代书画的真假,即使为权威的专家也有可能有着相左的结果,而且有时候还不是真假之间的差别。在2012年上海博物馆举行的“翰墨荟萃”的五代宋元字画大展中,其中引人关注的,要算是署名为五代董源的《溪岸图》,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《溪岸图》那样,引发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。   1938年,徐悲鸿在广西购得这幅名画,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,见之爱不释手,遂带回四川研究。几年后,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《风雨归舟》(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),换得此画。上世纪60年代,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,并请东京着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。1997年,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出巨资购得此画,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,当时的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《蒙娜丽莎》。然而同年8月,美国《纽约客》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,称《溪岸图》为仿制赝品,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:“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……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。”   持“作伪说”的包括高居翰、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、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。持“真迹说”的则有方闻、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,而持“五代北宋”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、何慕文,台湾大学教授傅申,中国台北故宫石守谦、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。可见即使权威的专家,对于一幅古代书画的真假都会产生如此大的歧义,这无疑也使得我们对于《功甫贴》的真假鉴别更加期待。  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,《功甫帖》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破解的迷局,特别是大家期待的苏富比报告,并没有许多新出现的证据,或许等到今年《功甫帖》在龙美术馆(浦西馆)亮相的时候,大家看到了真迹或许会有进一步的认识。但无论如何,从初只是由上博三位研究员的关注,到今天成为络上的热点,中国古代书画重新被市场所重视,这本身还是一件好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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